我所在的这个“单位”，至少有两方面的缺点。一是虽然经常会有好的想法，做起来却相当迟缓。例如，1985年这里的几位先生提出“20世纪中国文学”的概念，在学界产生过不小的反响。十多年过去了，各地已纷纷成立以此命名的研究机构，坊间“20世纪中国文学史”的著作也出版了几部，而这里的教研室还是“现代”、“当代”的各自为政，1998、1999年新编的文学史，也是“现代文学”（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）和“当代文学”（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）的一仍旧惯。对这种蜗行牛步还自我辩解，说我们不必去凑这个热闹。其二是，喜欢独来独往，“人自为战”。个人的学术论文写了一篇又一篇，专著出版了一本又一本，而集体项目（谢冕先生组织的《百年中国文学总系》例外）总也完不成。80年代初就立项的“重点项目”“20世纪中国小说史”和“新诗诗潮史”，后者肯定还未完工；前者则只出了陈平原的第一卷。第一卷的作者于是便有了谴责其他人（我也是这一项目参加者之一）的“资本”：“赶快写出来算了！”而其他人则总是无动于衷。
不过，这回“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”的成立，却有了异乎寻常的速度。从有了这一念头，到成立会议的召开，前后不会超过一个月的时间。这之间要做的事情自然不少：同行之间的沟通；取得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、认可；人员的构成；组织和活动方式的设想；研究计划的拟定……这一切，都进行的紧凑而有序。以我在一旁的观察，“中心”的成立，陈平原费力不少；甚至可以说，主要是他在操持。从一次次给有关的先生打电话，征询意见，召集不同类型的座谈会，草拟各种报告和计划书，向主管的领导汇报，到成立会议的请柬、场地的安排，凡此种种。这之间肯定会有波折：就我所知，“中心”的原定主持人（“主任”吧）人选，在最后一刻便不被批准。不过这种事已很常见，大家也便见怪不怪。
“中心”的成立之所以能“只争朝夕”，猜想原因有下面几条。一是“20世纪”这回真的是要结束了，不像80年代中期，还觉得颇为遥远。二是深感研究的进一步拓展，需获得更有效的视角。多学科的合作，其重要性已不言而喻。而大一些的项目，靠个人的单打独闹，不可能取得成效。三是觉得我们是这个世纪诸种事情的参予者和见证人，便相信有责任，使一些已被掩埋的事情得到“发掘”，另一些事情不至过快地被冲刷掉，并在已有的叙述之外，提供可供参照的另一种叙述。最后一条原因，则与操持这件事的人的性格有关：出身于南蛮之地，造就于南方的学府。也许欠缺“北人”的稳重（因此屡遭告状），却充分具备“南人”的“机灵”和认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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